卡夫卡的掙扎與《在流放地》

　　如果要把卡夫卡的生命對應到《在流放地》，我們會看到卡夫卡的自我定位轉換於不同的角色：他並沒有一定的角色。雖然每個人的角色定位本來就會因為面對不同人與不同狀況，有不同的面貌。卡夫卡的自我轉換，或許代表不想將自己穩固定位在某個角色之上，以表示多面向的性格；也有可能表述自己與自己的抗爭狀態，終究將自己架上刑具的，也還是自己。整個流放地可能就是代表卡夫卡自我內心的荒蕪，處於世界的邊緣，更顯卡夫卡在其中的孤獨與獨特。

　　這篇小說從外部觀點，以外地旅行者的角度，看待流放地未予廢除但已不受信賴的刑罰。刑罰是用機器，在人的身上刻上罪名，期間為了維持受刑人的生命，會餵食或給予毯片讓受刑人緊咬以忍受痛楚。但到最後字體成形後，當事人便會因為流血過多致死。在這過程之中，從頭到尾都不會知道自己到底犯什麼罪，等他知道時，就已經死了。執行官是前任司令官的信徒，恪守並信仰這套被現任司令官以為違反人權的刑罰。執行官希望旅行者好好的幫他說項，請現任司令官回復這套刑罰。但是通篇文章並未看到現任司令官對刑罰的真正態度，只有執刑官對現任司令官的描述，說他多想要藉由旅行者的評價以便廢除這套刑罰。

　　但是當執刑官看到旅行者的猶豫並摻有不認同態度時，他知道應該放下最後的希望，便自己爬上行刑台，受這台機器最後一次的處決，以表對前任司令官的效忠，與自己的不合時宜。　　

　　《在流放地》顧名思義，講的是地區邊陲的故事。既為邊陲，刑罰比較極端以懾人，相當正常。以人權作為最新刑罰的要求，其中不免帶有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；但是正面看來，也有可能帶有為了要發展成一律平等的法律、或讓法律更加文明化。不管怎麼樣，對原來的體制而言，都是霸權形式的轉換。這種轉換帶有強制性，但對受刑人來講差別並不大，因為不管用新的形式還是舊的形式，他都註定是底下的犧牲者：畢竟，受刑人仍受到舊刑罰的宰制，這也意味新制度對舊刑罰的縱容。無論新的司令官是否只是為了要讓旅行者看到這種刑罰的不人道，還是要借刀殺人讓這個制度消失，受刑者都是代罪羔羊，被迫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受著刑罰。

　　很詭異的是，會如此描述，是因為聲稱新刑罰（雖然根本沒人知道那是什麼）代表人權與文明，就推定它比舊刑罰更人道；並認為舊刑罰劣於新刑罰。殊不知，可能新刑罰劣於舊刑罰也說不定。換句話說，不論優劣是否取決於價值觀的判斷，新司令官的想法可能都是藉口，真正影響全局的是新司令官想要掌握權力的心，並非任何「表面上」的理由。

　　依此，我認為，深深透進《在流放地》的是權力的展露。大多數有法律的地方必定都有權力，這兩者之間無法脫勾。但我專注的重點，是法律藉由表面上的正當理由，大肆更改形式，但實際上變更了什麼？或是「改良」或「更正當化」了什麼，背後暗諷權力轉移時無可避免的霸權性質。

　　這如典範轉移一樣，該有的權力規制與制裁都還在，只是換個方式而已。其中都不免帶有舊有的色彩，無論在法律規範，還是在法律制度或法律意識，沒有任何法律體制可以完全拋棄舊有體制。更重要的是，即使有再正當的價值轉換，實際上都換湯不換藥，只是新體制的影響會越來越幕後，越來越居於隱而不顯現於世。只是因為時代轉換，原有規制的手法被取代，轉換成更有效率的手法罷了。其中都不脫權力的桎梏。

　　對應到卡夫卡身上，代表無論面對何種權力來源，從父親、保母、老師、上司到情人，最原始的恐懼與束縛感如影隨形，卡夫卡都面臨相同處境：對父親的懼怕蔓延他全身，造成擺脫不去的陰影。就是因為一開始的自信崩潰，到後來只能用殘缺面對他認識的所有人，所有高位於他的人。雖然，其中的關係有可能對等或不明顯的落差，但是卡夫卡皆把自己壓到最低的位階。一方面抵禦權力的入侵，一方面渴求恩賜。但到最後，被處死的都是卡夫卡，無論面對誰，他都是受刑者，承擔自己也無法敘說的刑罰。或許到他知道的那天，他已經死了。死在自己無以名狀之中。

　　很諷刺的，卡夫卡在死後多數的作品集被發表，包括私密的日記、隨筆與書信。人們給他安上各種不同的評價與想像，即使是最親密的好友也不例外。

　　在故事中，施予死刑的同時，執行者還會給予安慰與生存的力量，但最終目的還是要拖延受刑人的死期，並且賦予更多的痛苦。這邊又是個拖延的意象，對應《在法的門前》，一個是被動一個是主動。但無論何者，當事人都無法得到最終的答案──法律是什麼？自己到底犯何罪？

　　一再拖延，很有可能沒有答案；很有可能就只是要故意拖延，讓當事人承受更多的痛苦；很有可能是當事人無法問或不敢問；很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。《在流放地》，因為執行官與受刑人的語言本不通，自始就不存在傳達答案的可能──即使受刑人斷氣之前看得到刻在身上的字也於事無補。無知不是過錯，只是悲哀。但是不管怎麼樣，都不會有重來一次的機會，畢竟生命的終點是死亡，不是再生。

　　這種拖延對卡夫卡來說也是依賴。受制於權力，即使再不合理，它都有讓人依賴的地方，才能夠深深的附著在身上。卡夫卡即使可以獨立(雖然他沒有選擇獨立)，也擺脫不了父親的照顧。除經濟壓力之外，我認為或多或少有他的心理因素。確切是什麼並不清楚，但父親畢竟就如《在法的門前》中的法律，對卡夫卡有強大的吸引力，才能讓卡夫卡不至於想要自立。

　　《在流放地》只是把這一切具體化，卡夫卡在作品中自我綑綁；對卡夫卡而言，都有自我脫離的可能，但終究無法脫離這一切。

　　這時，卡夫卡的角色，就悄悄地從受刑人，轉換成執刑者。受刑人的角色更像是自我，在他上面仍有更大的權力，執刑者也是受管控的人。他被夾在兩者之間，如牧師看待《在法的門前》的門警時，認為他才是受制的人一樣。

　　只有自己能夠把自己困住。在這裡，卡夫卡又面臨雙重性格，自己掙扎於其中。面對自己的感性、理性不斷的拉扯。其實執刑者也是很可憐的角色，不斷緬懷過去。即使那對他是美好的回憶，但那些已不復存。對卡夫卡而言，過去雖然痛苦，但他畢竟也是在追隨過去。在卡夫卡的作品中，我們看不見太多的未來。要不是如此，卡夫卡怎麼會一直自我反芻呢？

　　在故事的最後，執刑官放了受刑人，把自己架上機器，讓機器進行最後完美的運轉。但機器僅在這次，最後一次失控了。它配合執刑者的狂亂心情，猛力的將針戳進執刑者的心臟。

　　卡夫卡在自毀時，也必定處於這樣的狀態。要不是萬念俱灰，又怎能以極端的方式，切斷生命的連結？但是，這必定還是在過往的陰影之下形成的，直到斷氣的前一刻，執刑者都沒有擺脫過往與現在對他的束縛。他不能，或許也不需要，擺脫這一切。畢竟這就是他的精神糧食，他死亡就是因為這些東西被否定，自我被否定。人還是靠著與他人之間的互動形塑自己，執刑者如是，卡夫卡如是。當他人從自己身上剝落時，只要自己還有依賴，便不免作痛。

　　為什麼執刑官要放過受刑人？他已經覺得這個刑罰不具任何意義，最後的意義還是要回歸自己。所以，他不願再執行這難堪的刑罰，想要自己維護整個機器的最後尊嚴。理性的卡夫卡慢慢的消融自己的形象，讓自己的瘋狂替代感性的卡夫卡。就這樣，荒謬的性質跑了出來。只是，理性本來就慢慢的被情感侵蝕，所以整體來看便趨歸於瘋狂的狀態。在我看來，這樣的轉變或許也是宿命的一環，在流放地，或許權力歸屬的轉換本屬常態，或許也在前一任司令官死亡時有改變的可能，只要有所信仰，信仰總有一天會反撲。對卡夫卡而言，對父親的敬畏就代表自我；要不是有父親，當下的自我不可能成立。如果父親的形象在他生命中消逝，最少也會把自己身上的一層皮扒掉。

　　卡夫卡在整個故事中，又是旅行者的角色。旅行者的設定應是見多識廣，並對事件有自我詮釋或評價的能力。旅行者的角色在《在流放地》當中，厭惡整個過程，對執刑官的解說感到厭煩，並解釋自己頂多只是旅行者，以考察的名義來到流放地，並不具有太多的權力。

　　這也像是卡夫卡的自我解剖，即使書寫他們，即使拉開角度看自己的掙扎過程，依然沒有辦法真正解決些什麼，只能靜靜或痛苦的看著事情發生。旅行者拉不開受刑者與執刑官，也就像卡夫卡沒有辦法從旁把掙扎迷惘的自己從泥淖中拉出來一樣；儘管整個過程一清二楚。